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缺乏活力。对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激发经济活力的积极政策。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活力助推剂，得到了习主席的肯定和专门指示，并在积极的探索中前行。那么，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在行业发展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症结在哪?或许我们可以从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日前在相关论坛上的演讲中找到答案。

　　11月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本次座谈会的规格和层面之高，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是极为罕见的。我有幸参加了当天的会议，并作为10名企业家代表之一，代表新能源行业，围绕光伏产业和能源转型进行了发言。

　　我在发言中谈到，清洁、可持续的光伏发电已成为未来新能源发展的主要选择。当前，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耗的60%以上，全球一半的煤炭在我国燃烧，带来了雾霾等环境问题，推动我国能源革命已迫在眉睫。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2017年产值超过5000亿元，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份额，规模全球第一。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光伏产业一骑绝尘，遥遥领先于美欧日韩，成为了比肩高铁的“国家名片”之一。

　　但目前整个行业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政策“急刹车”给行业带来危机;二是非技术性因素推高了国内光伏发电成本;三是光伏产业政策难以满足我国能源转型的需要。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坚定推动我国能源革命，明确可再生能源方向;二是减免可再生能源税费;三是推动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总书记现场针对性地作出了重要指示和回应，他指出，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提出了绿色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也提出要推动能源转型，减少煤炭消费，坚定不移地推进清洁发展。

　　总书记还谈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他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深入交流，奥巴马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起更多节能减排的责任。后来，特朗普政府上台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蒙上了阴影，但是中国依然会信守诺言、说话算话，坚定不移的推进节能减排，推动能源革命，兑现我们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针对政策对产业的影响，总书记谈到，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在座谈会召开前一天，10月31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以上表述在政治局层面提及极为罕见，这也印证了当前经济增长将继续承压放缓的态势。国家有关部门也持续出台多项措施，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力求激发市场活力，稳定经济增长。

　　但从目前情况看，效果都不够明显，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分析其深层次原因，M1、M2增速持续减缓，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CPI始终维持在偏低水平，是其根源所在。

　　从2016年10月至今，货币供应收紧的状况开始持续，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屡创新低，自2012年来，年均13%以上的增速已降至今年1-9月8.36%的平均增速。10月末，M2余额179.56万亿元，同比仅增长8%，与历史最低水平持平，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0.9个百分点;M1余额54.01万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个和10.3个百分点。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从1990年以来，广义货币M2的增速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15%以上，其中1991-1996年增速甚至保持在25%-35%之间，同期的GDP也高速增长，维持在10%-15%之间;2001-2010年的十年间，M2增速保持在15%-20%之间，GDP也同样维持了10%左右的高增速。

　　虽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从我国及美国、欧洲的历史数据看，M2的增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经济的活跃程度，它和GDP的增长也呈明显正相关。四十年来，我国快速发展的历程，都表明M1、M2的适度高速增长对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快速发展是必要的前置条件。

　　与此同时，CPI增幅依然未能达到预期。今年前三季度我国CPI累计同比上涨2.1%，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也远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3%的年度预期目标。核心CPI累计同比上涨2.0%，比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9月份同比上涨1.7%，比上年同期低0.6个百分点，创近两年来的低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CPI的控制可以说在全球都是成功的典范。从1980年至今的多数年份，我国GDP增速大都保持在8-12%，CPI增速大部分时间在3-6%之间，个别年度超过10%，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良好。

　　今年前三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3%，CPI月平均增速超过2.5%，其中7月、8月同比上涨都达到2.9%;欧元区GDP同比增长约2%，CPI月度平均增速超过1.6%，6-9月的CPI均达到甚至超过2%。从全球各国经验来看，凡是CPI小于等于2%时，经济通缩的特征就开始显现。当我们对比GDP和CPI两条曲线时亦会发现，在过去30多年甚至100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GDP快速增长时，CPI都不会太低。

　　近年来，欧盟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徘徊在1-2%之间，但欧洲央行CPI的调控目标为2%;美国的GDP增速大多维持在2-4%之间，但CPI目标水平也控制在2-3%;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0-1.5%之间，但制定的CPI预期长期保持在2%的水平。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我国过去四十年的GDP和CPI数据不难看出，两者的波动起伏基本保持一致，欧盟、美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通过相对积极的CPI指数来刺激消费和经济发展，各国快速发展时期几乎都伴随着一定甚至较高的CPI。

　　我们CPI一直控制在温和的范围。我们也有经济学家说美国和欧洲M2一起加起来，中国相当于它们的总和，增速一直很高。但不是今天，也不是三年前，也不是五年前，而是过去的35年大多数时间都如此。35年都走过来了，而且经济仍旧辉煌，为什么我们说自己走错了呢?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加剧，是对中国经济的误判，流动性严重不足才是目前经济下行的症结所在。几年来，针对流动性过剩出台的系列措施，又无异于将“冷病”误诊为“热病”来医治，后果必然是进一步加重“病情”。

　　造成误判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引导人类开创了迄今为止经济发展最辉煌的一百年。但其仍存在很多局限，例如它至今没有回答“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实际上许多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长时间面临该问题。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引起金融危机。但事实上，中国四十年一路走来，始终保持着货币快速扩张的过程，不但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CPI一直控制在温和上涨的范围以内。

　　另一方面，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也影响了对流动性的判断。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群众解决了衣食住行中的吃、穿问题，接下来解决住和行的问题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催生了中国老百姓对住房的巨大需求，没房的要买房，小房要换大房，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但由于中国实行了全世界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土地完全垄断在国家手中，开发商拿地必须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去竞价，再加上每次宏观调控增加的成本及高额的土地增值税，快速推高了房地产价格，产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的错觉。

　　事实上，近二十三年来，国内主要商品、食品的价格均未大幅上涨，钢铁、水泥的价格与九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样。因此，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是在特殊国情、特殊政策下产生的特殊例子，不能将其一概而论为通货膨胀加剧，更不能作为判断流动性过剩的依据。

　　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当前应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体量的巨大惯性，及时改变对流动性的误判，增强自身经济自信，以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作为判断基准和依据，尽快加大流动性释放。

　　同时，考虑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各环节的存量资金利用效率明显降低，市场所需资金并非按正常同比速度匹配GDP增速就可满足，而是存量和增量需求都上升，货币资金的需求也会更大，央行降准释放的六千到一万亿资金，对应到总量180万亿的M2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当前，只有匹配20%-30%的M1、M2增速，才能真正满足企业的现实需求，缓解当前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为社会经济发展供应充足的“血液”。1991-1996年25-35%的同比增长可以作为其历史的参考依据。同时，应该更多将CPI数据视为一个正面伴生的指标去理解和调控，充分认识到适当、积极的CPI预期，是我国经济很长时间的客观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在宏观调控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和管理这一指标。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及时召开，不仅起到了正本清源、厘清是非的重要作用，也极大鼓舞和凝聚了人心，有力提振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充分尊重市场规律，遵循成功发展经验，正视实体需求，理清问题的本源，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有利于实体经济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资金，有效推动我国经济适度快速高质量发展。